鄉紳、“廢墟”和自治
作者：朱曉陽
來源：《開放時代》2016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初五日辛酉
耶穌2016年8月7日
【內容撮要】從人類學的“政治”著眼，滇池東岸小村案例中有三種現象值得討論：其一，國家以史無前例的力度侵進農平易近社區，與此同時，“傳統”通過國家勢力延承并復興；其二，國家將基層社會空間納進囊中時，非國家勢力卻有相當的機會在此中經營出類同“無人區”的地盤；其三，依憑“地勢”，應用國家和“傳統”資源，“士紳”得以涌現。本文將分別描寫這些現象，并將這些現象的出現與小村比來一些年的“地勢”相聯系。
【關鍵詞】鄉紳自治地勢廢墟
千年草籽萬年魚。
——科爾沁平易近諺
一、引言
21世紀初以來發生的城市化運動中，城中村成為城市改革的主戰場，這些舊日村莊基地上的城市場所遭受了劇烈沖擊。滇池東岸的小村是此中一例。這個村莊處在號稱“中國第二年夜商貿城”的中豪螺螄灣（當地人稱“新螺螄灣”）的拆遷范圍內。這個項目是時任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親自抓的“重點”。為建設螺螄灣項目第二期，2010年5月初昆明市官渡區開始啟動其范圍內的7個村莊的拆遷，三個月后，此中的6個村莊變成廢墟。沒有被拆的只要小村的新村和老村，老村的一部門在2011年被拆成廢墟。那些變成瓦礫和焦土的村莊空中上只要寺廟和幾處零碎釘子戶的樓還在。6年以后，小村依然沒有被拆。在其他被拆平的地區，有一些高樓已經聳立起來，但由于開發商資金鏈斷裂等問題，樓房未交付應用，6個村莊的拆遷戶至今沒有被安頓。
未被撤除的小村在當地屬于規模較年夜的一處外來打工、經商者落腳的處所。這里終年有兩萬擺佈租房戶和兩千多本村居平易近，村內有一座昆明南部規模較年夜的農貿市場（今朝村內正在建第二座市場），有餐館、客店、超市和燒烤攤，其數量各達數十家。村內僅幼兒園就有4家，近年還出現好幾家網購點。村莊內外的廢墟上，只需有泥土的處所，都被村平易近種上蔬菜。小村村平易近小組（天然村）是這個村莊的治理者，其組長劉述戎6年前參與抵抗拆遷，是焦點骨干之一，2013年被選為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小村所屬的社區居平易近委員會（村委會）辦公室也在村內，但村莊的地盤和房產基礎上屬于村平易近小組一切（除村委會辦公室和個別處所），是以村平易近小組是此地的“實權單位”。村平易近小組在比來幾年因為成為反拆遷的基地，其實權和自治位置獲得強化。比擬于此，村委會雖然行政上管轄3個村，但此中兩個村已被拆失落，其居平易近四散各地。過往幾年村委會忠實追隨當局和開發商的拆遷計劃，在拆遷開始后的一年多甚至與拆遷指揮部合署辦公。拆遷停滯后，拆遷指揮部撤走，村委會重回村莊，但已經掉往對村平易近小組的影響和把持，村委會是以在村內成了名副其實的“懸浮當局”。
總體而言，過往6年城中村改革已經使滇池東岸的鄉村社區從空間上整體被毀，筆者已經另文討論過這些處所所遭到的社會和文明沖擊①，但在統一地區，部分的抵禦和自治曾經發生，并繼續存在。這些處所的抵禦、保留和自治無不棲居于特定的場所。這些場所是如“小村”，此中包含村平易近本身建蓋的“新農村”（新村）②，或如本文所指之“廢墟”——老村。
好像過往一樣，在城中村改革運動中，國家勢力還是通過村莊內的代表人，應用處所的社會和文明關系來達到目標。國家通過其行政系統，將正式系統所能觸及的人動員起來，對他們兼施高壓和誘惑。與正式系統有關系的鄉村精英很快倒向國家佈景的拆遷方。但這一次與過往分歧，村莊中出現了體制外精英，他們被村平易近稱為“五個人”。后來在“五個人”周圍構成了他們稱之為的“小組”（年夜約十余個焦點成員）及其作為追隨者的“橋頭上的人”。這些人的出現構成了一道奇異的政治景觀：一面是國家之手將村莊內正式的政治精英及其“我家人”連根拔往；另一面是在被扔棄的“廢墟”上冒出嫩芽，構成村莊自治。在三年后，拆遷停滯，村干部重回村莊的正式政治領導地位——村委會和黨支部，反拆遷的“五個人”及其追隨者則贏得了村平易近小組（天然村）的換屆選舉。小村政治從此顯現出一種史無前例的二元格式。本文先從講述這個自發的村莊精英群體若何出現開始。
二、“鄉紳”馬年夜爹和“五個人”
2010年5月21日，日后成為小村“五個人”之一的馬年夜爹打來電話說：他寫了一篇東西，盼望我幫他看一看。我請他找人將稿子傳過來，看后對文字和結構做了一些修正，并在與他的電話中口述了修正意見。這篇文章就是小村的第一份請愿書。馬年夜爹稱還沒有改好就被一些著急的婦女搶往復印，貼在村里的墻上。小村有806人在這份請愿書上簽字、按手印。從這份請愿書開始，馬年夜爹很快進進保衛小村反拆遷的焦點，并成為領導者。以后兩年一切代表村平易近的信訪資料都是由馬年夜爹草擬的。
我雖然接觸小村的時間好久，但直到前幾年才認識馬年夜爹。2007年于堅和我在小村拍攝紀錄片《故鄉》時，我們在馬年夜爹家的祖屋——村中最無缺的“一顆印”四合院中拍攝了他和這所老屋子的幾個鏡頭。那時我才了解他是小村20世紀30年月的村紳馬會的曾孫。那幢老屋子是馬會在平易近國初年蓋的。馬年夜爹是1933年生人，自從1956年就離開村莊到昆明市農委任務，后來又轉到國營第三農場，直到90年月初才從農場退休回到村里棲身。③從當時的記憶記錄看，馬年夜爹講了這所屋子的歷史、本身的出身和對村里換屆選舉以及村莊治理的見解。
馬年夜爹當時在村里默默無聞，只是一個通俗的退休養老者。他主動承擔的一樁事務是天天往村委會取來公眾的報紙，貼到村中的墻上。馬年夜爹是老一輩村平易近中最知書識禮和有文明的人。他在平易近國年間畢業于官渡的一所中學，20世紀50年月離開小村之前是一起配合社的會計。我們對馬年夜爹的另一個印象是他家年夜門口和院內不少柱子上的對聯，都是他本身創作和書寫的。我后來發現，他經常會根據本身對當時世情的見解寫上一幅新對聯。2007年那次最引我們留意的是一幅關于他家老屋子的對聯，我現在還記得此中一聯是：“日照堂前見冬熱”。
從我對小村過往近一百年歷史的清楚，馬年夜爹的曾祖父馬會雖然是該村20世紀30年月的重要村董或“老紳士”之一，④但這個家族在新中國成立前已經式微。馬年夜爹說，他的家庭在土改時的成分僅是“上中農”，不過他依然遭到傑出教導，讀了中學。成分雖偏高但不是地富後代，并且有較好的教導佈景，這些是他能夠在一起配合化時期成為會計，后來又被接收到昆明市農委和國營農場任務的緣由。他的老婆和兒子一向生涯在村里，馬年夜爹本身則從1956年以后，除了節沐日外基礎不在村里。1993年馬年夜爹從國營第三農場退休后回到村里棲身，1997年他的老婆因癌癥往世。馬年夜爹和兒子很早就分開單過，老婆往世后他依然一個人住在祖上留下的老屋子里。這所老屋子屬于三家一切，其他兩家屬于馬會的別的兩個兒子及其后人。在過往幾年的拆遷中其他兩家已經簽了拆遷協議。馬年夜爹的兒子也在拆遷辦的要挾下，背著父親將馬年夜爹的部門簽了協議。馬年夜爹發現以后，親自往拆遷辦警告那里的任務人員：他是這所屋子的正式一切者之一，沒有他的簽字，拆遷協議無效。
馬年夜爹所遭到的教導和影響更多來自過往六十余年黨和國家的宣傳。在村平易近看來，他的言論和行為像極一個標準的，甚至有些過時的共產黨員。例如他在2007年那一次訪談中表現過對村委會主任選舉請客送禮的批評：
我呢見解，就是說，現在這個選舉呵！上首畢竟是有這個政策還是沒得這個政策，不執行！你比如說，現在是賄選比較嚴重，喊吃飯呢，這個工作已經出現了！在我們村，一車一車呢拉的往。他說，參加選往，假如說選，要撈回五十萬往！你想想，哎呀！太不像話了！可是呢，假如你有條政策，凡屬于賄選這個票，咋個了查不出來。明1對1教學清楚白呢么，老皮原來也是，我說他是請吃下臺，請吃執政。咯是了？那次我是公開在黨員會上這樣子講呢。
后來他告訴我，2007年那一次選舉以后他就給上級部門寫過信，請求查“賄選”問題。在2010年的換屆選舉以后，馬年夜爹再次寫信給上級有關部門請求查選舉中的賄選，但兩次報告皆杳無音信。
馬年夜爹幹事“黨性強”。過往的村主任黃年夜育稱贊他：本身主動承擔天天貼報紙的義務，從來不向村組織提出要補貼之類的請求。他過往幾年組織抵禦拆遷，村平易近稱贊他：“光電話費都花了良多，但他家從來都是本身出”。好像其他骨干分子一樣，他沒有要過村平易近的錢。這些行為使村平易近對馬年夜爹的為人贊嘆不已。
“黨性強”，并時常學習（重要是通過報紙）國家和黨的法令、規范和政策，這使他后來在拆遷中成為村中獨一能夠用國家法令和政策與拆遷方辯論的人。
馬年夜爹是士紳幻想和“黨性”的一個結合。士紳本是聯系皇權和平易近間的一個中介，在國家行政權力不克不及伸進到鄉村的時代，士紳即是國家幻想的化身。⑤士紳掌管處所正義，醇正鄉風；在國家眼前，士紳則是鄉村社會的代表，肩負著鄉人的重托，必須在橫暴的權力眼前為鄉平易近請命。士紳因為有著與國家-皇權的聯系佈景，官府不得不對士紳表交流現起碼或概況上的尊敬。當然，這里說的都是幻想的士紳，即便在王朝時期，有幾多士紳曾接近這個幻想也值得懷疑。
普通論者認為，即便有過幻想的士紳，他們隨著近代國家的建構和當代國家對鄉村的長驅直進，也消散殆盡了。國家樹立起有用的縣、鄉和村的基層政權系統，將自治的鄉村逐漸納進國家的把持，鄉下的村干部越來越變成國家科層制中的準官員，士紳傳統基礎上在鄉村的正式政治中掉傳了。普通論者不將20世紀50年月以來的鄉村干部與士紳成分之間進行類比，更多的研討是從國家-社會或結構-能動性等維度，討論鄉村干部作為國家“代表人”⑥或“中介（agency）”的腳色。在這些討論中，鄉村干部作為“行動者”或許作為處所性文明代表經常成為關注對象。無論從哪一種視角出發，“士紳／鄉紳”都不再是一個描寫鄉村精英的詞匯。
從對小村的長期觀察來看，我認為“士紳”依然可以用來描寫某些處所精英的信心和行為。我曾在之前的書中將小村的前村長黃年夜育的幻想描寫為“士紳幻想”，⑦馬年夜爹及其幻想也可以從“士紳”傳統來討論。換句話說，士紳傳統并沒有從鄉土文明中消散。它在過往多半個世紀，依然鑲嵌在鄉村政治的正式瑜伽場地或非正式軌制中。例如村直接供養“村干部”依然是士紳傳統能夠延續的主要基礎。當然在過往幾十年間，國家出于把持鄉村的目標，也力圖將村干部納進國家財政系統。即便這般，一些退休人員雖然從國家財政渠道獲得工資，但他們的支出與其棲身處所的當局財政無干，這些人便能夠堅持比較獨立于“處所當局”的立場。馬年夜爹便屬于這一類人物。
云南從20世紀80年月中期開始，國家通過給村干部發工資的情勢，慢慢將行政村干部（后來還包含了村平易近小組干部）的支出納進處所財政。⑧村干部的工資在21世紀初以前有兩部門：一部門來自當局；另一部門是來自征收村平易近的農業稅費的提留。農業稅撤消以后，重要村干部的工資仰賴處所當局財政，村委會和村平易近小組其他任務人員的工資則依附本村的支出上交。⑨
回顧過往，經過20世紀90年月權要制擴張和當局下伸以后，國家對鄉村社會正式系統的把持增強了。這一點可以從近些年城市化中（1對1教學包含城中村改革、撤村并點和“農平易近上樓”等）各處所村干部的行為看出。雖然城市化觸及中國廣年夜的地區，各地條件差異懸殊，但各處所的村干部很少破例地緊跟當局指揮棒轉。小村的情況也是這般。這個村莊在滇池東岸屬于村莊集體行動才能較強者，並且在2005年—2009年期間建成了一座新村。筆者曾另文提到假如沒有新村的出現，小村能夠不會有明天的結果。即便有這般深摯的社區自治資源，小村的行政村和小組領導人在拆遷開始十來天內都轉向支撐拆村。⑩就這些村干部的行為而言，一方面可以將他們稱為“贏利型經紀人”11，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行為則與接下來將討論的“我家人-黨支部”網絡約束有關。
與這些村干部比擬，馬年夜爹卻是統一個政黨國家體制下天生的“鄉紳-黨性”人。馬年夜爹雖然在國營單位任務了三十多年，但他來自農村，家屬仍在農村，他從來沒有拔往本身與鄉村的聯系。這種不克不及“往農村化”也有個人無奈的緣由。在20世紀50—70年月的城鄉高度分隔時期，他的家屬要轉成城市戶口是一件很難的工作。馬年夜爹不過是一個基層干部，沒有辦法將老婆和兒子帶進城市，他甚至沒有福利分房的機會，是以退休以后，只要回到鄉下老家住。
在20世紀50—80年月，馬年夜爹這樣的家庭在鄉下卻是令人羨慕的“公干家屬”。在集體化時期，公干家屬有一份工資，是以比普通社員家庭有穩定得多的現金支出。12公干家屬的後輩還有機會頂替他們的退休父輩到國營單位任務。在70年月中期，社員最羨慕公干家屬的另一點是，農忙時節他們的自留地總有人照顧，因為他們家中那個在國有企事業單位任務的人會應用休假，幫家里照顧自留地，有的人還會頂替家人加日班打糧食。
在很長時期，帶著退休工資回到村里棲身也令人羨慕。在2010年，馬年夜爹每月有一千六百余元的退休支出，醫療保險等福利俱全。更關鍵的是他拿的是國家給的退休金，與處所當局（區縣和街道）財政無干。這在必定水平上使他能夠比較超脫于處所當局的把持。13他住的是本身家的老屋，這所屋子雖然與村中的其他宅基地屋子一樣，可是它有某種處所認可的產權證明。14
馬年夜爹是一個鄉紳的曾孫，誕生在耕讀之家。在小村，這類人家的後輩雖然在集體化時代不克不及在正式的政治場合中有所作為，15但他們普通都因勤勞、正直、有知識和有技巧而遭到村平易近的尊敬，并有機會成為村集體的實際治理者。這類人中有些還能依附本身的教導佈景和專業知識離開村莊進進城市，到國家單位任務。馬年夜爹就被調到昆明市農委做文字任務，與他同時期，黃年夜育的一個伯父也成為公社和區里的水利技術員。
馬年夜爹與舊時代的鄉紳確實有些相像。他身居鄉村，在鄉下有家產，有當地社會基礎。同時，他又是一個外來退休“干部”16，一個受過黨和國家的長期教化并自覺服從黨紀國法的知識分子。假如愿意的話，他可以不睬會處所黨-政科層系統的干預。在拆遷的幾年中，區和街道辦的領導、任務人員屢次試圖用“下級應當服從上級”家教的黨紀來規勸馬年夜爹。他每次都以“全黨必須服從中心，中心說不克不及違法拆遷，你們為什么不服從？”等話語頂歸去。他告訴這些上門的干部，本身恰教學是遵照黨章規定，恰是按黨中心和國務院的請求才這么做的。
馬年夜爹的案例與當代農平易近-國家的關系特點彼此映照。馬年夜爹的意識形態、觀點和立場與“中心”高度分歧，卻與“處所當局”的請求相反。從這一點說，馬年夜爹的鄉紳意識是與國家（中心）意識形態分歧的，或許說國家意識形態支撐了他的鄉紳意識。
其他4個代表（除劉吉外）與馬年夜爹的類似之處是，他們都沒有在村莊的正式政治圈中混過。他們的年齡都在六十歲高低，比馬年夜爹年輕近二十歲，但就村莊范圍的輩分而言，他們年夜多屬于統一輩（劉杰比馬年夜爹小一輩）。他們都稱馬年夜爹為“馬老師”。“五個人”中的劉吉和劉玉是2013年換屆以前的村平易近代表，較接近正式政治系統，劉吉還曾在20世紀80年月當過村干部；劉述戎和劉杰是通俗村平易近。4個人在村里都是公認的正直之人，都有和氣的家庭，都屬于爺爺或外公輩的人物。這些人是村中的正統氣力，他們有技巧，勤勞、正直、愛護家庭，除劉吉外都沒有過當村領導的預計。
我在20世紀70年月曾與劉杰在統一個生產小組，對他的印象較深。劉杰一家都是天職老實的村平易近。劉玉也是當時的壯勞力，他給我看過他家在生產隊時的記工本，他當時的日工分是10分。在那個時期，工分是由小組成員每3個月一評，稱為“年夜寨工分”，能評上10分的普通都是生產組內能干和肯出力的人。
劉述戎是一個木工，其手藝得自家傳，其父是一個“打老棺材”的木工。劉父這一輩兄弟仨人，老邁學彈棉花，老三在家里種地，劉父十五歲時到昆明一家有名的棺材店——“壽康”當學徒，學成后以做棺材為業。他平生崇奉“一貫道”，生涯方面嚴格遵照教規，在1983年“嚴打”期間被捕，后被判刑進獄，1987年逝世于牢中。劉述戎受過中學教導，“文革”期間畢業于官渡鎮的昆明第九中學，屬于“回鄉知青”。他年輕時候經常在村里村外為人家做棺材和櫥柜。由于會木匠手藝，他還被生產隊設定在木匠組任務，長時期在外搞副業，我當年在村里插隊時對他沒有印象。
劉述戎不信宗教，但棺材匠在鄉村是一種特別職業，在普通人眼里屬于存亡兩界之間的中介，其父那一輩做棺材的木工都是“一貫道”信徒。2016年劉述戎再次當選村平易近小組組長的結果出來后，有人在現場寫了一張條子傳遞。下面寫著：“劉述戎是‘一貫道’的兒子，請組織穩重考慮……”。由此可見，劉述戎在一些村平易近眼中與“一貫道”崇奉依然有干系。劉稱本身做棺材從不要價，任由客戶看著給。他這種不問價錢的方法是追隨其父的做法。在公社時代做棺材經常吃住在客戶家，按劉的說法，“我是吃百家飯的，從來與人都處得好。”從比來幾年的接觸來看，劉述戎普通直話直說，但不難與人相處。劉妻稱“我家這個是最老實的人”。在“五個人”中，他與馬年夜爹意見始終分歧。劉述戎的老婆和女兒都是小村反拆遷的積極分子，女兒在拆遷期間有一次遭到拆遷方雇人當街打垮。劉述戎在老村的屋子是那幾年“五個人”和“小組”開會的少數地點之一（另一處是馬年夜爹的屋子），也是招待外來訪問者和記者的處所，也是包含招待我在內的外來人吃飯的固定地點。最後村里人紛紛要來“搶”人往本身家里吃飯，“五個人”考慮到這樣會一視同仁，便決定一切接待都集中到劉述戎家。哪一家如愿意送點兒蔬菜、肉類、酒水、生果等，可以拿來劉家。接待主人需求買的其他東西由村平易近的捐錢內出，自愿來做飯的村平易近是由“五個人”分撥。17劉述戎家因作為招待外來人的地點，變成了村里一個的“公共空間”。
“五個人”中，只要劉吉曾經于20世紀80年月當過一段時間的村干部，當時重要負責農藥和化肥等方面的物資分派。他卸往村干部職位后，專職做本身的農藥生意。劉吉曾經到新疆等地販賣農藥，是“五個人”中比較有生意頭腦的人。在過往幾年的反拆遷中，劉吉比較“感性和現實”。例如他從一開始就比較關心與當局溝通，關心當局可否下文“不拆新村”。他的斗爭目標也明白地鎖定在“保新村”上。新村不拆一成定局，劉吉便提出只需給老村未簽字的人家隨便加點兒錢，就可以拆了。他的一個基礎預計是必須共同當局的任務，不要跟當局鬧得太僵，否則確定要吃虧。他常說：“你一個老蒼生若何能斗得過當局？”此外，劉吉從拆遷開始不久就對罷免村干部議題表現得比其別人積極。他在兩年多內提出的堪稱積極的主張年夜多數與罷官有關。例如2舞蹈場地011年9月，他反對村平易近圍堵試圖拆老村的挖機，卻主張鼓動村平易近占領村委會，導致村平易近集體在村委會門前“燒洋芋”達數月之久。
三、“小組”、橋頭會和簽名
小村的抵禦焦點除了“五個人”外，還有一些村平易近。他們湊集在“五個人”周圍，被馬年夜爹稱為“小組”。在2010年拆遷開始以后的兩年多，特別是2012年以后，經“五個人”溝通過的信息都會再“開個小組會討論一下”（馬年夜爹語），然后根據參會者的意見決定能否召開“群眾年夜會”（禮拜三的橋頭聚會或村平易近年夜會）。
“小組”的人數是變化的。在“保新村”階段（2010年4月至2011年年頭），“小組”包含一個村里開診所的醫生18和村平易近李琴（當時村里一有風吹草動她就給我打電話）等，但隨著新村局勢的穩定，他們都淡出了這個圈子。到了2011年年末之后，“五個人”中劉吉和劉玉在老村問題上與其他代表發生不合，逐漸加入，與這兩個人比較接近的一些積極分子也跟著淡出。小組會的感化在劉吉和劉玉淡出后獲得強化。過往經常由“五個人”開會決定的事，在2011年年末以后更多是由小組會決定。
無論人員若何變化，小村的“小組”總是有十來個人擺佈。這些人中也有從一開始就積極出頭組織抵禦的，如方明。剛過六十的方明是回鄉知青，他的一個弟弟方光曾經在鄉地盤治理所當過副所長，對地盤方面的政策很熟習，這兩兄弟也是“小組”的焦點謀劃人。按方明說法，因為只能有5個人作為代表，是以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五個人”中。方明確實參加了晚期的每一次抗議活動，如參加了幾百名村平易近到省當局門前下跪請愿，并作為代表與那里的信訪招待人談判。方明沒有成為“五個人”還有另一種說法。據說在馬年夜爹草擬的上訪資料需求寫下真名和附加成分證復印件，方明當時有些膽怯，掉往了成為“五個人”的機會。
“小組”成員中有一些是老年婦女。這些人是過往幾年小村抵禦中的新聞傳播者、宣傳鼓動員和站在切斷挖機第一線的人。有一種說法，小村的反拆遷之所以能勝利，是因為婦女，特別是“逝世老奶”19站在第一線。這些婦女除了用身體阻擋挖機外，另一種兵器是“昏操”——以謾罵的方法攻擊拆遷方。在拆遷開始后的兩年中，街道辦事處負責小村拆遷的副主任古清，每一次到小村都會被婦女們圍住咒罵，有些婦女不僅罵她，還用手擰她。
小村的抵禦焦點逐漸構成的一個決策法式是：議題起首由“五個人”議論，獲得絕年夜多數人批準后再由“小組”開會討論。“五個人”中劉吉交流提出的建議遭到多數人反對的機會較多。劉述戎和劉杰普通都會站在馬年夜爹一邊。馬年夜爹每有新設法總會與我通電話磋商。我則將一些國家層面的政策和法規動向通過郵件或電話告訴他。馬年夜爹每周三在橋頭上講的內容基礎就是文件或他本身從報刊上輯錄的新聞。
“小組”開會以后，參會者普通會將會上討論和構成的意見在村平易近中散佈。先是村中老年人獲知“五個人”和“小組”的意見，這些人在家里傳播，年輕村平易近很快也就清楚了情況。“五個人”普通會用幾天的時間聽取“小組”反饋來的村平易近反應，然后決定能否在群眾年夜會上公開宣講。在拆遷開始后的兩年多里，一些主要決定經過橋頭群眾年夜會后，“五個人”和“小組”還會發動村平易近簽名。這些決定包含“保存新村”20、“罷免村干部”、“將新村納進保證房”、“委托五個人進行談判”、“自立改革老村”等。這些都征得了年夜多數村平易近的批準。21由于“五個人”在過往幾年獲得的正當性，普通只需是他們發動，村平易近都會來簽名。
以前只要村干部才幹召開全村年夜會，自從拆遷以來這個“規矩”完整顛倒，只要“五個人”才幹召集起村平易近年夜會。拆遷之中村干部曾經召集過幾次村平易近年夜會，每一次來的人很少，年夜約二十人。曾經有一次下面來人請求組織群眾年夜會，結果只要幾個人來參加。下面來的人很生氣，指責村干部：當官竟然當到了這種田地。
由“五個人”組織的第一次村平易近年夜會是在2010年11月初，拆遷開始半年以后。當時橋頭聚會的傳統已經構成，但還沒有召開過群眾年夜會。全村群眾年夜會依然被視為只要官剛剛能組織，其別人組織個人空間的話能夠會被視為“聚眾鬧事”。那一次由“五個人”召開群眾年夜會事出偶爾。最後是有人傳遞新聞說街道辦事處領導有興趣要來與村平易近溝通，可是村干部又召集不起村平易近年夜會。這事怎么辦？“五個人”聽說后往找村干部，表現可以由他們來召集村平易近，請街道辦和村干部來講話。村干部對“五個人”的建議模稜兩可，只說要匯報。“五個人”在等候回復的期間，就將召開村平易近年夜會的時間和地點等信息在橋頭聚會上公布出往。比及預定開會的那一天凌晨，街道辦和村干部傳過話來說：街道辦不會來人，村干部也不會參加。
“五個人”聽到這個新聞后覺得進退兩難。他們一方面覺得告訴已經發出，假如撤消會議，會使村平易近掃興。另一方面則擔心由他們組織開會會不會“惹禍”，被扣上“聚眾鬧事”的罪名？那天凌晨劉述戎和馬年夜爹都給我打了電話，問我“可不成以召開年夜會？”我說，你們都已經告訴出往，現在不克不及撤消了。會可以開，但要留意一下現場次序。
這全國午有五百多村平易近到年夜廟院子參加拆遷開始以來的第一次村平易近年夜會。
村干部和街道辦的領導事后也沒有對“五個人”召開村平易近表現任何見解。由于第一次組織開會獲得勝利，此后“五個人”也不再懼怕因召集群眾年夜會被扣上“聚眾鬧事”的罪名，只需有需求村平易近清楚和決定的工作，他們便會召開年夜會。
四、從“橋頭上”到“國民代表”
自從2010年5月22日草擬第一份小村請愿書以后，馬年夜爹逐漸成為小村人的精力領袖，小村的村內次序也是由馬年夜爹等白叟組織維護著。22村干部在拆遷開始以后都成了拆遷辦的任務人員。由于簽了拆遷協議，自家屋子都交給拆遷辦，他們于是都搬到村外往住。這些人天天開著汽車來拆遷辦下班，并從那領取工資。老村委會主任馬建稱他們是“亡命當局”。
2010年拆遷開始不久后，小村人就以“橋頭上”來稱呼“五個人”-“小組”及其追隨者。“橋頭上”是老村和新村之間的一條年夜溝的連接點。拆遷開始以后，天天早晨都有良多村平易近來這里討論村莊的前程、交換信息。一些從互聯網高低載的文章也年夜片張貼在橋邊的新村墻上。假如村平易近之間有什么與拆遷相關的意見分歧，也會相約到橋頭上辯論。
馬年夜爹等人最後天天來這里給村平易近講解中心的政策，后來又將天天早晨的橋頭聚會改為每周三早晨。過往幾年中，年夜部門村平易近年夜會也是在這里召開。我從2011年年頭開始，每一次到小村都被邀請在橋頭上講演。每一個禮拜三早晨，小村人（特別是白叟）的一項活動就是到橋頭上聽馬年夜爹“講課”。“橋頭上”也在這幾年中逐漸變成未簽拆遷協議的村平易近和他們的領頭人的一個稱呼。
自從2010年開始拆遷，兩年過往，小村的“橋頭上”究竟還能代表幾多人？這可以用2012年12月舉行的區人年夜代表選舉來說明。在這次選舉中，劉述戎最后勝出。他以1227票領先上一任村委會主任老皮近五百票。從投票情況剖析，老皮所得的票重要來自于與小村同屬一個社區的兩個被拆平的鄰村（這兩村共有約570票）。也就是說絕年夜多數小村人投給了劉述戎。
區人年夜代表選舉對于“橋頭上”是一次意義不凡的勝利。過往兩年多，“五個人”-“小組”雖然實際上決定著小村的嚴重事務，但在名分上依然是“造反派”或沒有頭銜的治理者。劉述戎當選使“橋頭上”第一次覺得進進了“正式機構”。良多“橋頭上”人是以預期2013年春節之后的村委會和村平易近小組換屆選舉將會有更年夜勝利。
五、“亡命當局”
拆遷開始后的兩年多里，小村人習慣將與“橋頭上”對立的村“兩委”和村平易近小組組長等稱為“賣村賊”。從2010年5月中旬開始，小村的村“兩委”和村平易近小組重要干部簽下拆遷協議，交出自家屋子并搬出村莊棲身。小村的兩級村組織從拆遷開始就掉往了村平易近對他們的信賴，并喪掉了對村莊的治理。從那時候開始，村干部沒有召集起一次村平易近年夜會。
小村拆遷以前，我接觸的人中村干部或前村干部有不少，一些村干部是我長期的“信息報道人”。拆遷開始以后，我與當任村干部的聯系幾乎完整中斷。是以這幾年對年夜多數村干部的直接觀察很是無限。在這一節，我將根據一些碎片式的個人接觸、村平易近轉述和拆遷辦留下的資料等，對村干部在拆村巨變中的腳色進行描寫和討論。
2010年5月初，講座場地拆遷剛啟動的時候，小村的村干部，即村黨支部書記鄭梁和村委會主任小皮等人曾以“先拆老村，村平易近先搬到新村棲身，待回遷房建好后再拆新村”23為來由，試圖保住新村。可是他們的建議被以區委常委為首的到會領導否認。小村村干部最後在一些村平易近的請求下，曾讓黃年夜育出來為保新村盡力。黃年夜育在那些天告訴我，村干部答應調一輛汽車歸他應用，讓他往裡面跑關系。村干部們對拆遷的抵抗僅持續了十天擺佈，此后就完整倒向拆遷辦一邊。他們都簽了協議，不久交出鑰匙、搬出村莊，并到拆遷辦下班（拆遷辦給他們每人每月發3000元工資），日常任務變成動員村平易近簽字和協助測量衡宇。村委會（社區居委會）和村平易近小組與“街道城中村改革小村分指揮部”經常聯合發告訴敦促村平易近簽字。24直到2011年8月拆遷辦被村平易近趕出新客廳，無處可往的村干部們才從頭回到過往的辦公室下班。
最後，村干部在對小村拆遷的好處和力度尚不太明白的時候，表現出一些消極怠工和支撐村平易近抵禦的態度。很快他們就原告知這次拆遷最基礎不成能抵擋。在各種會議上，下面來人或拆遷方都會說“這是仇書記親自抓的項目”。在仇和擔任市委書記期間（2008年—2011年），獲得小村地點地區一級地盤開發權的中豪集團（螺螄灣商貿城的一切者）處處以仇書記的“嫡派部隊”自稱。
在氣力顯示之外，拆遷改革充滿實實在在的暴力，這對于村干部來說也是很熟習的。他們都了解試圖抵禦將意味著什么后果。正式政治系統所能觸及的層次很瑜伽場地是深廣。例如小村那些在官渡區的機關或事業單位任務的人，很快就被無期限放假回家。25他們被迫令回家幫搞拆遷，家里不簽協議不克不及回來下班。以后幾個月，“五個人”之一的劉杰曾被幾個來歷不明的人堵在家門口算賬，當日因為村平易近及時趕來才將來人交差人帶走。此后該案著落不明。一年多以后，拆遷辦從村中撤走時扔下的一本筆記本中有一份賬單，并有文字記錄：“請人辦劉杰一事花30000元”。26在“劉杰事務”之前，“五個人”之一的劉述戎的女兒也曾經在街上被人打傷。2011年9月“五個人”之一的馬年夜爹家隔鄰的一所空了數年的老屋子無故著火。后來，村平易近趕來及時救火，馬家才未被殃及。
村干部了解抵禦拆遷會面臨著什么樣的危險。相反，只需積極參加拆遷，好處誘惑也年夜得驚人，可以說是小村重要村干部此前從沒有見過的那么多錢在眼前等著“撿”。27
就符合法規的補償而言，拆遷方表現，給予小村的補償高于其他處所。例如村平易近最關心的新村的補償就是一例。起首，村平易近一貫擔心其成分能否符合法規的新村被認可為“宅基地建房”性質。其次，在補償上，新村和老村都比昆明市良多處所執行的“按實際面積補償三層”還多一層，即四層以下按每平方米3500元計算，四層以上按每平方米900元計算。不僅這般，村干部很快就了解在測量面積時有良多空子可以鉆。例如可以將房前屋后屬于村集體的面積測量為私家面積，可以將一些廢舊的豬圈和棚子算作室第，可以將一些承包的集體場地測量為私家面積28，等等。一旦看見這些拆遷的直接好處后，村干部便很快轉變態度，成為拆遷的“急先鋒”。我在拆遷開始約兩周后與村委小譚通電話時，他的態度與幾天前年夜紛歧樣。他很興奮地說：“很劃算，我量得了800多平米”。
總的來說，村干部雖然都簽了拆遷協議，但年夜多數人依然想“保存新村”。是以在拆遷期間，他們依然在消極對待拆新村，依然盼望村平易近抵禦能堅持究竟，并尋找機會表達他們的愿看。在那期間，我與村干部小譚暗裡有過接觸。他當時很是關心本身還能不克不及搬回新村往，說：“做夢都想搬歸去”。在2012年新村不拆的形勢開闊爽朗以后，小譚是最早前往村里修新村屋子的村干部。29
年夜多數村干部雖然盼望保存新村，但在對待老村問題上則態度比較分歧，即趕快撤除。從2011年中旬開始，即新村已經確定拆不失落以后，村干部加倍積極參與拆老村。
即便到拆遷后期，眼看項目“爛尾”，拆遷方已經抽身而往，村干部依然在積極推動拆遷辦撤除老村。那時候，除了不情願以上提到的那些好處要“黃”外，他們還擔憂回遷房何時能建好。拆遷方此時則揮舞“只要拆平老村才幹建回遷房”的年夜棒，使村干部積極動員拆遷。由于拆遷，年夜多數村平易近與倒向拆遷辦的村干部及其親屬、追隨者之間構成對立，這種對立與小村過往的政治、社會群分之間的關系不年夜，很明顯是拆遷直接形成的，其派別界共享空間線也是沿著在拆遷問題上的公開行為（能否簽字）劃分的。這種劃線構成了超出個人層面的“結構”，這種結構化的社會-政治區分在未來幾年隨著其他事務的出現（如換屆選舉）幾回再三獲得強化，使一些游離在界線邊緣的村干部／抵禦精英加倍團結或許離開村莊。
六、“兩黨對峙”及次序重現
2013年6月11日的橋頭上年夜會是這一年村“兩委”和村平易近小組換屆選舉之后的第一次村平易近聚會。面對比來三年每周按期來聽“五個人”（此時，劉吉、劉玉已加入）講話的村平易近，馬年夜爹說：過往三年我們都按期開會。明天是最后一次，今后我們將只開村平易近年夜會了。
馬年夜爹這樣說具有歷史意義。它表白小村政治經過三年多“村干部-拆遷辦”和“橋頭上-造反派”的對抗后，來到一個新的轉折點。從此以后，“橋頭上”開始成為小村的“執政黨”，而村干部則據守著村委會和村兩級黨支部，構成新一輪的“兩黨政治”。30
在這次年夜會之前兩周，“橋頭上”的代表劉述戎以899票擊敗原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劉明（708票）當選為村平易近小組組長。“橋頭上”的另一個勝利是在當年5月初舉行的村平易近代表選舉中贏得村平易近小組代表20個地位中的12個。簡單地說，村平易近小組被“橋頭上”占據，村委會則被“挖機黨”操縱。
村委會主任小皮率村委會原班人馬贏了村委會選舉，村黨總支則由街道辦錄用馬建和老皮時代（從20世紀90年月晚期到2010年）的村支部書記張生平易近擔任，小組支部書記則是後任支書劉高留任。整個5月份，小村的選舉如火如荼，其間伴隨密集的宣傳動員31、暴力32、連續不斷的隆重宴請和金錢買賣33。劉述戎團隊憑借過往三年間組織保新老村獲得的村平易近信賴，不請客吃飯，依附召開屢次“小組”會和村平易近年夜會宣傳，最終贏得村平易近小組選舉。原任村委會主任小皮（老皮之子）則與其他幾個原任的村委以“投股”情勢，每人出數萬元，對小村所屬的三個天然村挨家宴請。在村委會主任選舉前一天（5月21日），小皮團隊包了十幾輛中巴車，在村口接人往官渡古鎮吃飯。他們包下3家飯店宴請村平易近。小皮等人能贏得村委會的另一個緣由是與小村同屬一個社區的金牌和白塔兩村幾乎全票（五百七十余票）投給了小皮。34這兩個村在三年前已經被拆平，其訴求與小皮等人雷同，即信任拆平小村（老村）才會有回遷房。結果小皮獲得1100張票，劉述戎得九百余票。在村平易近小組長選舉前一天，前小組長劉明也出頭具名進行了宴請，但小村人年夜多數支撐劉述戎。
原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劉明在落敗以后最基礎不預計放棄在村平易近小組的地位。選舉結果一公布，黨總支書記張生平易近就在廣播里宣布劉述戎當選小組長，劉明當選副組長。一些“橋頭上”村平易近在劉述戎家僅高興了一小會兒，聽到廣播，當即到村委會找支書講事理。支書對本身違反選舉規則的辯護很無力，稱村里的年輕人不滿意，暗指遭到村聯防隊的威脅。可是，他又不敢在廣播里將本身剛才的那番說法發出。“橋頭上”的回應方法是絕不承認原小組長作為副組長。一些天以后，馬年夜爹和劉述戎召開了村平易近年夜會，會上推舉“五個人”之一的劉杰和一個從深圳回來不久的年輕人為“副組長”，有四百八十余戶的代表在推舉信上簽名。
直到兩年以后，街道辦和村委會仍不承認村平易近年夜會推舉的副組長，而村平易近也不承認原組長劉明為副組長。劉明天天依然到他原來在村委會中的辦公室坐著，劉述戎則在村平易近小組財務和公章交代后，帶著兩個副組長和一個報賬員，到新客廳的一間房子里設立村平易近小組辦公室。從此以后，村平易近小組在空間上與村委會分開。
村委會在換屆選舉結束后試圖將劉述戎排擠，從而把持住村平易近小組。他們提出派4個村委到村平易近小組“協助”劉述戎任務，劉堅決拒絕。針對村委會的圖謀，劉述戎的回應是任何嚴重事項都先經過本村平易近小組的村平易近代表會和村平易近年夜會討論。2013年選舉以后，雖然行政村（社區）范圍內的村平易近代表中“橋頭上”代表不到半數，但在村平易近小組的村平易近代表會中“橋頭上”占多數。第一次開村平易近代表會時，劉述戎便提出這是討論本小組事務的村平易近代表會，其他兩個村的代表不應當參加。但村委會主任和書記還是率領全體村委會成員來到會場舞蹈場地，再次提出派4個村委協助村平易近小組任務。雙方吵了一通，沒有結果就散了會。以后每次召開村平易近代表會，劉述戎仍堅決拒絕村委會成員參加。
劉述戎在當選之后屢次召開村平易近年夜會，這也招來村委會和黨支部的干預。村“兩委”聲稱：召開村平易近年夜會必須提早幾天向村委會寫報告，寫明開會的目標和時間等，經過同意才可以召開，劉述戎教學并不睬會這一說法。村委會主任小皮有一次干脆將劉述戎在村廣播里召集村平易近年夜會的講話錄音，然后向街道辦黨工委書記匯報。黨工委書記很快將劉述戎叫到辦公室，試圖家教補綴他。結果劉述戎以《村平易近委員會組織法》回敬了黨工委書記。從街道辦回來以后，劉述戎照樣不打召喚就開村平易近年夜會。幾次下來，村委會和街道辦不得不在這一點上適應劉述戎的行為方法，但仍會通過其他方法對村平易近小組進行刁難。35
依照馬年夜爹的說法，小村在換屆選舉以后構成“兩個政權”治理一個村莊。一個是劉述戎的村平易近小組，另一個是小皮等的村“兩委”。最後一年除“兩個政權”之外，村里還有一個掉往管制的聯防隊（護村隊）。這個護村隊得以出現和掉控是因為拆遷以后小村構成“無人區”一樣的權力真空。之條件到拆遷開始后一年多，小村的正式組織村“兩委”和村平易近小組實際上放棄對村莊的治理，村內重要舞蹈教室由“五個人”維持次序。我在2014年年頭的一篇博文中描寫過這個護村隊的出現：36
2011年9月底，與馬年夜爹家相鄰的屋子掉火。該屋子長期空置，卻在一天清晨忽然起火。后來是上百村平易近出來救火，并有消防年夜隊趕來才將火撲滅。
恰是在掉火那個早晨，這個護村隊出現了。當時小村的情況是雖然村平易近依然在老村抵禦拆遷，但新村已經獲得當局承諾不再撤除，小村新村正在恢復其生氣，在“亡命”的村領導支撐下，一個掛金鏈、剃年夜平頭的年輕人站出來承包了村莊“治安”，護村隊（當時稱“聯防小組”）的成員也是由這個人招收。當時對于拆遷辦騷擾不勝忍耐的村平易近都對這個護村隊心懷盼望。在那天早晨的村平易近橋頭聚會上，許多人要這個聯防組長表態。隊長表現：“堅決不參與拆遷”。村平易近當時都報以拍手歡迎。這個護村隊過后與“亡命”的村小組長簽訂承包治安協議。
可是這個護村隊很快就顯示出另一副臉孔。幾天以后，當拆遷部隊再次進村拆遷時，護村隊隊長和“亡命”的村小組長一路拒絕5代表請求開廣播召集村平易近上街切斷發掘機。接著，護村隊又將小村新村的一條重要通道劃出一些線，沿著這些線支上棚子，使之成為夜市。護村隊從此對村里的燒烤攤和商鋪收取衛生和治安月費，護村隊在過往兩年多從未向村小組上交其支出。依照靠得住估計，護村隊今朝的月支出約為10萬元。護村隊則表現過往兩年村小組沒有按協議付給他們“傭金”（約45萬），其支出應當與傭金相抵。
在2013年換屆選舉中，護村隊堅決支撐前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在村平易近代表選舉中，護村隊打傷一個村平易近。在村委會和小組長選舉時，護村隊湊集在現場干擾村平易近投票。前小組長選舉掉利后，護村隊又集體圍攻村黨總支書記，并致使書記在廣播里宣布落敗的前小組長為“副組長”。
劉述戎當上村平易近小組組長近一年后，護村隊問題才被解決失落。從2013年年末開始，劉述戎試圖將護村隊納進村平易近小組統一治理。他請求護村隊不得暗裡收取治安和衛生費。劉述戎的請求招致護村隊的劇烈反彈。劉述戎不得不召集村平易近代表會議，會上通過決議：從2014年年頭開始村平易近小組中斷與護村隊的協議。劉述戎通過村廣播公開了這一決定。結果，2013年12月初的一天早晨，村廣播和錄像監控室的設備和門窗被人砸爛。此事被報了警、立結案。雖然案發當日有不少在四周擺攤的人看到砸廣播室者就是護村隊隊員，但警方要劉述戎本身往找證人。劉往找這些擺攤者作證，則都稱不敢。他們怕遭到報復。后來警方以“找不到證據”為由，沒有處理此事。
2014年開初3個月，村委會主任小皮幾次試圖讓劉述戎接收本身的小村治理計劃，即讓落選的原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劉明繼續管護村隊，由村委會治理新村。劉述戎意識到小皮的目標是將護村隊及其支出納進其把持，并將村平易近小組對村莊的治理權奪走。劉拒絕了小皮的請求，并決定成立村平易近小組直接收理的護村隊伍。在物色大好人選并獲得派出所的認可后，2014年4月26日，劉述戎召開了一次全村戶長年夜會。他在會上宣布將成立“綜合治理隊”以代替原護村隊。在當日的會上，劉述戎稱：若有不贊成這項決定的請舉手。那天在場的程新皓稱：幾百人“個個呆呆地看著他，沒有人舉手”。當年五一節以后，一支由23人組成，身穿禮服的綜管隊出現在村中。他們中有10人為本村村平易近，其余為外埠人。外埠人都來自昆明四周的尋甸，此中有幾個已經在小村的新村開旅館數年，別的還有幾個是在村尋甸人的老鄉或親戚。劉述戎親自任隊長，將一個本村人和一個開客店的外埠人錄用為副隊長。村平易近小組與23名綜管隊隊員分別簽訂協議，協議到2014年年末止。綜管隊隊員工資每月1500元。鑒于原護村隊掉控和灰黑化的教訓，劉述戎在與綜管隊員協議和治理方面顯得比較警惕謹慎。37
2014年7月我在村里時，街道派出所的一個警官說：自從綜管隊上任以來，小村的偷盜案已經直線降落。當時村里人擔心新的綜管隊會不會掉控，特別是有人傳說綜管隊的外埠人都是“某某族”，很欠好把持等。幾個月以后，劉述戎將綜管隊減少為12個成員，此中有8名是私密空間本村人。2014年年末村委會主任小皮再次試圖讓劉述戎閉幕綜管隊。劉述戎以綜管隊的管理成績、村平易近和村平易近代表評價，以及隊員中村內人員已占年夜多數等為來由拒絕了小皮的建議。
簡言之，在經過四年多的拆遷混亂后，在劉述戎當選村平易近小組組長一年后，小村開始走上恢復次序和良性管理的途徑。38
七、討論：國家對農平易近社區的穿透和“傳統復興”
從人類學的“政治”著眼，小村案例中有三種現象值得討論：其一，國家以史無前例的力度侵進農平易近社區，與此同時，“傳統”通過國家勢力延承并復興；其二，國家將基層社會空間納進囊中時，非國家勢力卻有相當的機會在此中經營出類同“無人區”的地盤；其三，依憑“地勢”，應用國家和“傳統”資源，“士紳”得以涌現。在這一節，我們將分別討論這些現象。然后將這些現象的出現與小村比來一些年的“地勢”相聯系。
21世紀初開始的城中村改革運動是以國家勢力的強力和開發商巨額好處誘惑這樣兩年夜兵器開道。連接國家與農平易近的社會網絡、組織、社會關系、品德、習俗和規范等無不成為權力-資本應用的推進手腕。這些現存的或傳統的機制與文明都成為幫助拆遷的東西。村干部及其家庭網絡在拆遷中的腳色和意義只是此中的一例。
讀者很不難想象鄉村社會的“關系”和“情面”是推進拆遷簽字的手腕。但由于拆遷牽涉到拆屋子這樣的嚴重事務，僅靠關系和情面是難以說服被拆遷戶交出屋子的，是以，關系和情面經常要以權力佈景的科層體制壓力和物質好處誘惑才幹顯示出感化。例如前村主任黃年夜育稱，當時的街道辦黨工委書記三番五次上他家里唱工作。黨工委書記與黃年夜育過往關系較好。黃年夜育當村委會主任時，黨工委書記是當時的鄉領導之一，對黃有所照顧。書記在勸說他時說，“老黃，你簽字吧。我也就是完成個任務，幫我一把吧。你簽了也沒有什么。全村有好幾百戶，有你一個未幾，無你一個不少。可是你簽了字，我在下面就好說話了”。當時黃年夜育在區當局下屬單位任務的女兒也被放假回家閑著。黃年夜育在批準簽字后，提出將再住一段時間才交鑰匙。他提出這種請求年夜約是想在村平易近眼前保一保體面。拆遷辦滿口答應說，“只需簽字，隨便你住多長時間都可以”。黃年夜育簽字后又住了幾個禮拜，然后才搬到新租的小區房往住。
在拆遷中，鄉土社會的一些“傳統”被拆遷方作為破局的戰略選擇，此中之一就是人類學者喜歡討論的親屬軌制。小村比來半個世紀的一個現象是，村黨支部（現在包含社區和村平易近小組兩級支部）總是顯得比村平易近小組（或生產隊）更積極共同和支撐黨-國家下達的任務。良多年來，黨支部（特別是外行政村一級）又經常被村平易近批為“滿是某家的人”或“某某家把持著”。這種現象看似與一向以來的公開印象相反，這種印象是：20世紀初以來，現代國家建構以及黨-國家對鄉村的進進，形成了鄉土社會傳統組織或“文明權力網絡”崩潰與減弱。39
從對小村比來半個多世紀的村莊組織觀察，我發現行政村（或公社時期的年夜隊）黨支部長期是被幾個家庭輪番主導。小村的行政村-年夜隊黨支部在20世紀60—70年月是由一批土改時期的積極分子把握。這些黨支部的焦點成員通過發展“我家人”進黨，從而構成了以后半個世紀小村“紅家族-黨支部”的格式。例如土改時期進進村莊精英圈的馬忠（鄉長）和馬竹英（公社黨委委員、年夜隊婦女委員）兄妹在年夜隊黨支部內是焦點成員，他們在公社時期一向影響著黨支部，阻擋了生產隊長金誠進黨，并最終通過當時的支書譚正明等“驅逐”了金誠。從20世紀70年月末以后，蔣勝利及其“我家人”把握黨支部達18年。蔣勝利的姨媽是馬竹英，舅舅是馬忠，蔣自己是在參軍期間進的黨。從90年月中期開始，黨支部被鄰村（金牌村）的張生平易近把握。張的父親在公社時期當過生產年夜隊干部，張也是在參軍期間進的黨。張生平易近時期發展的黨員年夜多數來自他家的村莊。2007年小村的前村主任老皮埋怨說，“他一個300人的小村莊發展7個黨員，我這個兩千多人的村莊一個也不接收”。40比來幾年，黨支部則被鄭梁家把握，鄭梁的父親、母親、老婆和姨媽都是黨員。其父是公社時代的黨支部委員，其母當時是年夜隊赤腳醫生，其姨媽嫁在本村，是公社時期的生產隊副隊長老馬全的兒媳婦。
某一家庭及其“我家人”掌控黨支部現象的出現很年夜水平上是與黨在農村的位置和黨員發展特點有關。41黨支部作為村里獨一的符合法規領導組織，一方面有最高的正式位置，另一方面出于“先鋒隊”或精英主義請求，長期以來僅吸納很少數量的村平易近參加。在小村這個有三千余人的行政村，今朝黨員有一百余人。雖然人數不少，但來自小村的僅有六十余人。而相鄰的兩個天然村總生齒年夜約八百人，黨員卻有四十來人。這種情況應和了2007大哥皮對支書的埋怨，“他只接收他家村莊的人進黨”。黨的階級-精英主義與鄉土社會的“特別性關系”或“差序格式”本是南轅北轍的兩種特別主義，在當代的中國鄉村卻彼此重疊在一路。黨請求精選少數先進分子進黨，成為黨員的村平易近則優先選擇本身的“我家人”進進黨內。
黨組織的再一個特點是一經參加即是終身成分。這使黨組織和黨員成分具有高穩定性。這比村委會和村平易近小組領導要穩定得多。在比來二十年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村委會主任或村平易近小組組長職位被一個家庭長期把持的局勢少于黨支部，42與這兩個地位必須經過數千人投票有關，並且能競爭這兩個地位的人比擬黨支部要多得多。與“精英-穩定”相并行，政黨國家是通過黨組織分派資源。黨支部焦點成員有更多機會獲得稀缺的物質或象征性資源如公社時期招收農平易近參軍和當工人的指標，挑選人擔任村內的服務性任務（如小學教師和赤腳醫生）。這些機會往往被黨支部委員的親屬獲得。
由于這些特點，黨支部很不難構成來自某幾個家庭的黨員比例過年夜的情況，而黨支部書記和焦點成員的地位往往就被這幾個家庭的成員獲得。某一家庭的成員成為支部書記以后，又通過發展本身的“我家人”進黨，從而構成對黨支部的把持。20世紀70年月末蔣勝利成為黨支部書記是因為獲得後任書記譚正明的提攜。蔣此前作為生產隊指導員與譚的敵人（生產隊長金誠）為敵。蔣的妹妹是當時生產小隊的婦女委員，也是黨員。以條件到，蔣勝利的姨媽（其母的妹妹）則是年夜隊婦女委員和公社黨委委員的馬竹英，教學場地舅舅馬忠是土改干部、老黨員。此外，蔣勝利的一個親從兄弟也是黨員和村委。之條件到，90年月中期成為黨支部書記的現任支書張生平易近的父親在公社時期是該村的生產隊長，還當過一段時期的年夜隊干部。前支部書記鄭梁一家五口人是黨員。43
小村的黨支部具有“我家人”把持特點。“我家人”或“我家的（人）”是當地的說法，指本戶的成員和有父系親屬關系的家庭的人，即小村人說的“本家”。家的成員，如本戶成員、兄弟姐妹和姻親總是或人遭到好處損害、被控損害別人或是卷進糾紛時可以尋求幫助的聯盟者。此外“我家人”多是以父系關系的漢子為焦點。44但這種“我家人”把持黨支部或村莊內正式領導組織的情況不克不及歸結為“宗族國家”傳統的延續。相反，更應該強調黨進進農村的特徵供給給家庭把持正式領導組織的機會這個面向。
這也使我們反思人類學關于宗族與國家的一些說法。45所謂家庭影響以及“我家人”把持農村正式組織是在國家勢力穿透農平易近社會時，通過一系列復雜的私密空間互動而出現的“紅家族傳承”。假如黨不是一個這樣的領導性-精英主義組織，并能通過正式系統分得稀缺資源，很能夠這些主導性家庭及其成員就沒有參加的積極性。即便參加，這種組織很能夠如村里的寺廟組織、教會、白叟會或牌友會等這些組織一樣，不會對村莊的正式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涯形成周全影響。或許如某家人開的企業或生意一樣，雖然是家族產業，但不會長期和直接影響村莊的公共生涯。
在比來幾年的拆遷中，由于這場運動對鄉村社會絕後的傾覆力度和深度，使“我家人-黨支部”的彼此結合更緊密，并彼此強化。例如在小村拆遷中，除了那些因有人在官渡區當局任務的家庭不得不簽訂拆新村協議外，村內簽拆遷協議的人基礎上是通過以下網絡構成。起首，通過黨政系統施加影響和壓力，使村黨支部、村平易近小組黨支部、村委會領導（包含委員）和村平易近小組組長本身帶頭簽字。然后，由這些人動員一些他們的“我家人”簽字。經過這樣的“拆遷運動”，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等將自家人都拉進簽協議行列。雖然結果是配合落水，但這些正式領導組織的“我家人”倒顯得行動分歧。例如村支書鄭梁的母親和小組支書劉高的母親不僅積極動員本身人簽字，還到小村的小寺廟往攆那里的和尚，讓其趕緊搬走。鄭梁的年夜部門“我家人”都簽了拆遷新村和老村的協議，包含他本身、其怙恃、其弟和一家近親。村委會主任小皮的弟弟、妹妹和怙恃（前村委會主任老皮）都將新村和老村的屋子簽給拆遷辦。
假如政黨國家建構與“傳統文明”彼此加強是一種有深入邏輯關聯的現象，那么這里的討論便供給了懂得當代中國鄉村社會政治延續性和穩定性的一個面向。
假如僅有“我家人-黨支部”這一面向，那還是一幅不完全的圖景。其實在過往年夜半個世紀中，這個網絡占據的是村莊的表層。在此之下，與生產和生計直接相關的組織，如生產隊（天然村）則滋養了其他曾經的精英。這些傳統精英被埋在表層之下，但掩蔽或埋沒并不料味著這些人消散了，甚至不料味著他們是被“冷凍”在冰層中。相反，在生計和日常生涯層面，小村從20世紀60年月初開始，生產隊（天然村）與鄉紳-中農彼此提攜。46這種彼此支撐是因生計需求而發的。生產隊的生產和經營要依附這些人的勤勞、技巧、知識，甚至品德示范，這些人通過生產小隊／天然村使個人／家庭得以保全，其承繼的傳統價值得以延續。小村的“五個人”都是這一類人。這個與鄉紳-中農文明相關的層面也是鄉村社會的基礎。可是他們沒有機會表達其政治和價值主張，因此被人漠視，被認為不再存在。
八、討論：“廢墟”上的野蠻生長
下面提到，在比來幾年的拆遷中，過往幾十年構成的“我家人-黨支部”網絡更緊密，其邊界更固化。“我家人-黨支部”及其網絡被用于動員拆遷簽字，結果是一切與此網絡關聯的人都簽字而往。村莊是以很干凈地剩下些與正式系統無關的草平易近。
比來幾年的拆遷制造出的“景觀”是“廢墟”。這種廢墟在小村具有雙重意義：它一方面是真實的、景觀意義上的廢墟。任何人走進小村的老村，滿目所見就是廢墟。另一方面則是政治的“廢墟”，即正式政治勢力離棄村莊。之條件到，自從2010年5月拆遷以后，小村的正式組織——村委會、黨支部和村平易近小組組長都隨著簽訂拆遷協議和交出屋子離村而往。從當局和開發商角度，小村將被制形成一個不成居之地，將變成“臟亂差”的處所。“制造不成居”的目標是為了加劇村平易近的離棄心思，從而較快地完成拆遷。“我家人-黨支部”網絡隨著簽字和交房被拔走，過往幾十年隨著國家深刻而構成的“傳統”也隨之而往。
由于村平易近抵禦，撤除小村的任務沒有完成，“廢墟”小村在數年內則成了正式勢力之外的氣力不受拘束生長的處所。上文提到的護村隊就是這樣一股勢力。實際上，即便是劉述榮用來代替護村隊的綜管隊中也有人與黑道有聯系。劉述榮對此無可何如地稱：“賊要賊拿”。
護村隊能夠占據一方，演變成國家和村社區無法把持的灰黑勢力是與“國家城市化”（即城中村改革）下的“制造臟亂差”戰略有關。我們當然不克不及說這種灰黑地帶是因為處所當局的“陰謀”，但應當看到，在拆遷的幾年間，小村成為一個處所當局以正在拆遷為來由放棄治理，村社區也沒有符合法規組織存在的“無人區”。護村隊恰是在這片“叢林”中出現并坐年夜。小村護村隊現象表白在貌似高度威權的統治下，甚至在“政治運動”時期，“無人區”也會出現。47在這些處所，基層國家的管理癱瘓，社區內沒有既為國家認可又獲得村平易近擁戴的“符合法規”性政治權威。過往幾年，村干部是國家認可的社區領導，但他們完整得不到村平易近擁護；相反，以馬年夜爹為首的“五個人”是村平易近擁戴的平易近意代表，但他們又得不到當局的認可。從2010年10月開始，村平易近曾屢次簽名請求改選村委會和村平易近小組，但處所當局完整拒絕這些請求。從處所當局的角度看，似乎只要依附原村委會成員才幹執行拆遷任務。但最后的結果卻是，拆遷任務沒有完成，村莊成為“無人區”。
更進一個步驟說，小村護村隊（包含劉述戎樹立的綜管隊）案例表白在國家觸角的邊緣，正式組織和所謂灰黑勢力之間沒有清楚的界線。這種“邊緣”在正常條件下也仍然存在。無論是誰管理這些處所的次序，他必定要與口角兩界打交道，必定要應用非組織勢力作為治安助手。而所謂灰黑勢力并非如黑幫電影或警匪片中的人物那樣成分和腳色都固定清楚，這些人年夜多數是當地的青壯年或外埠打工的成年男人。他們可以被正式組織招募而成為護村隊或綜管隊，也可以聽從“老邁”的召喚往舞廳或市場上火并。由此觀之，護村隊式“灰黑勢力”野蠻生長是國家勢力范圍邊緣的一種凡是的生態現象。在實踐中主要的不是對這種勢力貼標簽，而是通過組織和財務治理規范其行為。
九、討論：“廢墟”上的另一道風景——“鄉賢”涌現
過往幾年，在“無人區”小村，一面是護村隊一類的灰黑勢力坐年夜，另一面則是“五個人”為首的“鄉紳-中農”重現。“鄉紳”自告奮勇，帶領村平易近“保衛家園”，也是混亂局勢之下的一道政治風景。上文已經對馬年夜爹和劉述戎等人的鄉紳文明做了描寫。應當承認，本文的作者在小村案例中的行為也可以用“鄉紳”來描繪。
小村案例表白，“鄉紳”并非像一些學者所稱的那樣不復存在于中國的鄉土社會。由于這些觀點年夜多遭到極權主義、感性選擇等視角的影響，是以論者對20世紀國家的侵進和基層人物的“感性選擇”關注較多，相反對于局勢、地勢和時勢的本體性存在少有認識。48特別是看不到國家勢力（如以國家城市化年夜計）周全侵進的局勢下，卻有小村這種農平易近城市化的“地勢”（小村人所稱之“家園”）演成。事實上恰是這種地勢成績了那些長期蟄伏于村生涯世界的鄉紳復現的基礎。49
這些研討多對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政治觀念或觀念性的軌制等進行解讀，缺少平易近族志調查研討，缺少歷時性的參與觀察，特別是缺少對于在地的人事-政治與生計技術及其處所環境的融貫性研討。從政治觀念史出發，普通會認為自從19世紀以來，隨著國家建構（state making）和國家對基層的侵進和掠奪，士紳階層沒落和消散，基層只要國家代表人。普通又都承認一個現實：20世紀50年月以后的集體化是國家侵進的巔峰，然后在60年月初隨著“年夜躍進”掉敗，當局收縮，撤回到公社以上，生產隊（天然村）被承認為“基礎”。可是在承認這一現實時，從觀念出發的研討卻看不到這個基礎是以延續千年的農業生計和相應耕耘方法為本的，是以家庭作為生涯單位和自留地的生產單位的，是以生產隊（天然村）為年夜田生產單位的。這種生計-農耕的技術和處所環境維系了鄉紳-中農的精英位置。這個本體性或存在性現實也是中國學學者沒有看到的。
相反，如對20世紀中期農業勞動過程和技術進行在地性研討，會發現對地盤、水利、肥料、種子、種植技術（密植、套種等）、植物保護、東西應用技術、田間治理等農業要素50在當地環境下的掌握和調配是農業生計的焦點。假如再進一個步驟關注農業勞動過程的這些焦點與人的關系，會發現在農業勞動過程及其技術方面有才能（包含聰明、知識、經驗和體力）的人，加上其勤勞和正直，會被公認為獲得農業好收穫的保證。假如對這類人做性命歷程研討，會發現他們普通都有中教學農-鄉紳佈景，是父系制家庭的男性家長或成年兒子。他們或則因其農業生計方面的優勢而獲得尊敬（如“五個人”中的劉杰、劉玉和劉吉），或則因其所受教導水平較高（例如馬年夜爹、劉述戎和劉吉）、有特別技巧（如前村主任黃年夜育之父輩把握水利共享空間技術，馬年夜爹有會計知識）而被調進生產隊（天然村）的技術崗位、治理地位或當局的農業部門任務。在村莊里，集體（村）的保存必須依附這類人。集體化時代的正統觀念和意識形態是“依附貧下中農”，其結果是貧農和下中農往往湊集在“講政治”的黨支部，但事關一村人保存問題的生產小隊往往靠中農、富饒中農，甚至富農或鄉紳後輩支撐。生產隊（天然村）不得不選擇這類人組織生產，這些人及其家庭是以在村里享有經濟和社會的較窪地位。這類人雖然因“家庭成分高”不克不及擔任正式的領導，但他們是村莊“政治”的主要參與者。例如小村在20世紀60年月出現的富饒中農、富農回潮和70年月出現的“第二辦公室”。51這類人的農業技術和知識是以是與特定生計環境彼此嵌進的，或許說他們與其生境彼此演成一種“地勢”。
此種“地勢本體論”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的關系若何？政治經濟視角普通會留意到“生產方教學場地法”或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主要性，可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空間觀是絕對空間和均質空間。這可以用《共產黨宣言》設想的資本在全世界的擴張，所及之處“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之說作為例子。52這里的問題是沒有預設空間的非均質性或差異性“地勢”的存在。傳統政治經濟學認為隨著資本-現代性或權貴資本-國家的侵進鄉村，市場經濟的舒展，鄉土社會被資本化或國家化，傳統精英再無保存空間。政治經濟學派是從沃爾夫開始，才留意到聯系性的世界中，傳統社會是用“傳統”來鏈接資本和市場。例如他認為納貢式生產方法或家計式生產方法可以直接與資本主義體系相鏈接。這些傳統生產方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一環。再例如沃爾夫討論過共財農平易近社區是國家擴張和侵進的產物，但沃爾夫也沒有留意生計-生境的意義。
看不到鄉紳復現的一個緣由是海內中國學的框架中沒有超出傳統社會科學結構／能動性等二分的視角。從這種傳統社會科學的預設框架出發，不成能有對于從生產隊（天然村）到“新村”和“老村”這種“地勢”——家園的見解。是以要觀察和懂得“鄉紳”，最要緊的是懂得“地勢”。只要將地勢看作一種人事-環境彼此融貫的地輿形勢才幹懂得鄉紳能夠依憑“家園”涌現出來。
其次一個緣由是海內中國學（包含國內學者）缺少基于歷時維度的郊野調查，53年夜多數的研討僅限于較短時段的觀察或資料搜集。例如普通不會有對一個基層社會較長時期的追蹤觀察，這種歷時性研討的缺少使研討者看不到基層社會變遷的復雜性和延續性。
此外，如上所述，普通的研討往往將生計所依的地勢或生境視為社會或文明問題的“天然佈景”，而不是將其視為社會或文明的內在原因。小村個案表白，20世紀中葉發生的集體化運動并沒有改變那個處所的生計方法和生境。這些地勢原因使鄉紳-中農成為村社區的主要勢力。在國家城市化高歌猛進的21世紀初，這些鄉紳-中農依然能棲居于“新農村-家園”之中，而比來的城中村改革又因“廢墟”使這些人得以涌現。
簡而言之，在國家城市化和農平易近城市化相遭受的時期，小村因為這種彼此角力而墮入一種時空的“停滯”——國家城市化因抵禦而不得不暫停。在這一機遇下，小村的灰黑勢力和傳統精英都能夠應用拆遷“廢墟”——一個具有時間延續的場所涌現。要懂得這種野蠻生長的狀況，必須聯系到本文關于“地勢政治”54的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政治現象的出現是有“地勢”這個本體論的基礎的。
將這些政治現象以地勢學來解釋有主要意義。它使我們意識到所謂傳統的復興或消散不是什么奧秘的東西。只需有必定的地勢依憑，假以時日，這些“人物”就會肉身不逝世——士紳和匪賊都能夠涌現。55主要的來由在于，“地勢”不只是景觀，它既有物形也能護持人心。56地勢不是“給定的”，而是演成的。正如本文開頭所引的科爾沁草原的平易近諺所說：“千年草籽萬年魚”。科爾沁平易近諺描寫那些貌似干旱多年，寸草不生的沙地，只需一遇雨水，構成水泡，地上就會有草長出，水泡里就會有魚。
【注釋】
①朱曉陽：《農平易近城市化遭受個人空間國家城市化》，載朱曉陽、秦婷婷（主編）：《農平易近城市化遭受國家城市化》，北京：科學出書社2013年版。
②新村是小村人用近五年（2006年—2009年）時間，投資四五億元（重要來源是征地補償費瑜伽教室）建造起來的一座“新農村”。新村有503幢屋子。在城中村改革中，當局和開發商欲將之撤除。小村村平易近則舉一村之力保衛這座他們的“幻想家園”。關于保新村，見朱曉陽：《物的城市化與神的戰爭》，載蘇力（主編）：《法令和社會科學》第10卷，北京：法令出書社2012年版。
③據馬年夜爹講，他在1956年進進昆明市農委任務，1958年被下放回鄉半年，后被選為鄉國民代表，并擔任鄉當局文書，此后再也沒有回鄉。1965年，“四清運動“期間，馬年夜爹被錄用為國營第三農場黨總支副書記。
④村中年夜廟內有一塊記載20世紀30年月小村與鄰村爭水糾紛的石碑，碑上列著當時村董的名字，此中包含馬年夜爹的曾祖父馬會、黃年夜育的祖父黃崇道。
⑤關于士紳，費孝通認為，“紳士能夠是退休官員或許官員的親屬，或許是受過簡單教導的田主。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沒有影響決策的真正的政治權力，并且在任何時候都不成能和政治有直接的聯系，但他們試圖影響朝廷，并且免于政治壓迫。統治者愈恐怖，愈像山君，紳士的保護色外套就愈有價值”。費還說，“農平易近發現在紳士的影響和財富之下，存在著一種緩沖地區”，“紳士階級事實上是社會變化的一個平安閥”。參見費孝通：《中國紳士》，惠海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06年版，第12、13、115、124頁。
⑥V.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⑦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懲罰（1931—1997）》，第四章，北京：法令出書社2011年版。
⑧“在云南省，國家為了堅持處所干部對農平易近的把持，于1980年月中期將科層化建制向下擴張到過往的生產年夜隊一級。生產年夜隊先是在1983年改稱為‘鄉’，國民公社改為區當局辦事處。后來在1987年年夜隊為基礎的鄉又改稱為鄉當局辦事處，區當局辦事處即原來的公社，則改成‘鄉當局’。這套建制一向延續到2000年。無論是叫作‘鄉’還是叫作‘辦事處’，過往的生產年夜隊一級從此成了當局機構正式的‘腿’。辦事處的重要干部都從鄉當局領取相當于鄉當局的全職任務人員的薪水。除此外，他們依然保存著個人的承包責任田，並且還從村平易近上繳的集體提留中，提取一部門作為他們的補貼，是以兩棲成分還是沒有變化。普通認為科層制擴張惹起的一個后果是處所當局，特別是縣鄉一級當局對農平易近的減輕搜索，即農平易近負擔急劇減輕的問題”。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懲罰（1931—1997）》，第四章。另參見邱保林：《對云南農村村級組織設置有關問題的思慮》，載《云南社會學》1996年第2期。
⑨由當局財政付出工資的村干部包含行政村黨支書、村委會主任、會計和各天然村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和報賬員。其別人員，包含副主任和村委、村平易近小組副組長等的工資由本村收費上繳付出。例如小村每年每人應向村委會上交80元。
⑩村干部中有一部門一向不愿意拆新村，他們能夠采取了一些怠工等方法表現本身的抵禦。例如，有一個村干部雖然簽了協議，但逝世活不讓拆遷辦破壞本身的新村屋子，并撒潑打諢稱，誰如果敢拆我的屋子，我就抬一口棺材放在那里逝世給他瞧。這些人心里都盼望村平易近能夠頂住拆遷。在拆遷辦放棄拆遷新村以后，年夜部門村干部都修睦屋子，搬回來住。
11P.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220世紀70年月中期，小村的一個壯勞力一天能得1.4元（10分工分），一個月以270分計算，約值38元。雖然與昆明市的一個二級工月工資差未幾，但扣除糧食和其他預支，年末一個壯勞力普通能分到現金不超過200元。統一時期，馬年夜爹每月工資也是30多元，但扣除本身生涯費，還能帶給家里一些錢。
13這種超然在2010年開始的拆遷中顯得很是主要。在拆遷中，幾乎一切官渡區行政管轄內的當局和事業單位任務人員都“被放假”回家來“幫助”家人拆遷，簽字了才幹回單位下班。
14馬年夜爹的屋子有一份1952年昆明市當局頒發的房產證，證上的戶主名是其祖父。這說明雖然同是宅基地衡宇，但50年月初期有的衡宇卻能夠有當局頒發的房產證。自從一起配合化以后，村內私家建蓋的衡宇就只要村集體的登記和認可，不舞蹈教室再有房產證了。鄉村平易近宅的產權復雜性由此案例可見。在20世紀50年月以前，地盤沒有城市地盤屬于國有，鄉村地盤屬于集體一切之別，也沒有只準國有地盤進市的門檻，是以鄉下的私家室第也會有可以處置和轉讓的地盤和衡宇產權。
15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懲罰（1931—1997）》，第三章。
16馬年夜爹雖然成分是退休工人，但長期以工代干，當過農場的黨總支副書記。
17小村人對外來人上哪家吃飯看得很重。劉述戎家是固定待客地點與他在以后小村換屆選舉中處于比較凸起的位置有關。
18這個醫生來自福建，在老村租房經營診所多年，后來在新村也開了家診所。
19小村中一些依靠拆遷辦的人的用語。
20最後的“保新村”簽字是2010年5月底和6月兩次，這些請愿書是由馬年夜爹寫的，但當時還沒無形成“五個人”-“小組”-“橋頭會”-村平易近簽字這樣的法式。別的，保新村議題在以后屢次簽名中均作為重要內容出現。
212010年5月22日小村村平易近第一次請愿的簽名情況，可由請愿書的以下說明看出：“此次簽名是依照老村和新村兩部門分開進行，老村按門牌號共有663戶（加2戶無門牌號或附加號戶），有356戶，占54%簽名分歧意對小村新村拆遷；新村共有502戶，有409戶，占82%分歧意對小村新村拆遷。有一部門村平易近在新村和老村都有屋子，是以在新村和老村的調查中都簽了名。”
22那段時間新村（后來也包含了老村）路上的衛生就是靠村里的一些中老年婦女主動打掃的。
23《小村城中村改革動員設定會》，小村檔案。
24拆遷辦丟棄的“文件”中有一份蓋著這三個機構公章的告訴。其內容是敦促村平易近趕快來簽字，不要錯過安頓補償獎勵期。告訴是2010年6月4日發的。根據一份制訂于小村拆遷開始前夜（4月30日）的文件，為了確保拆遷任務定期完成，成立了小村社區推進城中村改革項目拆遷任務分指揮部，小村的支書和主任都名列分指揮部的“副組長”。參見《小村社區推進城中村改革項目拆遷任務計劃》，小村檔案。
25拆遷辦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題為“小村在機關、事業單位任務人員名單”的文檔。下面列出“公務員”、“教師”兩類共20人的名單。
26這一本筆記本是拆遷辦丟棄的“文件”中的一份，現存于北京年夜學社會學系。
27幾年以后（2014年）新任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劉述戎逐漸發現拆遷中的一些內幕。劉述戎上任后，每當有人說起啟動拆遷，他便請求街道辦起首將過往拆遷所測量的面積和補償詳情公布出來。街道辦從來不回應這一請求。從劉述戎的角度，不敢公布測量面積和補償詳細情況是因為“內幕太年夜”。近年來各地都曝光了村干部在拆遷征地中貪腐的嚴重狀況，并以“小官年夜貪”來描寫這些村干部的貪腐機會。例如合肥一個村（社區居委會）支書違規套取136套安頓房，違規倒賣地盤960畝，被稱為“房叔”。該案顯示，在拆遷中社居委、拆遷辦、戶籍平易近警聯合騙房，組成“腐敗鐵三角”。參見《合肥房叔被曝違規賣地千畝每畝1萬征收3萬賣》，新浪網，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41004/160220468439.shtml，2015年7月16日訪問。
28拆遷辦采用“房地合一”協議，房東簽的補償協議包含地盤補償在內。以后兩年，小村“橋頭上”代表馬年夜爹屢次上書，稱“房地合一”是違法的，將集體地盤“滅掉”。
29他家的屋子也是被毀壞得最嚴重的。為了修復新村的屋子，小譚投資了31萬元。
30小村過往半個世紀中，不時會浮現出“天然村-生產隊-小組”與“行政村-年夜隊-社區”兩種組織對立的政治生態形式（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懲罰（1931—1997）》，第三章）。一個緣由是村平易近小組是地盤等生產資源的實際一切和安排者，也是村平易近生產和生涯組織者。與此相反，“行政村-年夜隊-社區”則更多地飾演國家權力代表和中介的腳色。
31“橋頭上”或“洋芋黨”重要依附開小組會和群眾年夜會動員村平易近。2013年4月底我帶著記錄過往三年保新老村情況的電影《滇池東岸》到村里。4月27日晚在年夜廟門前公開放映，有數百人觀看。過后劉述戎刻錄了200張DVD，全都散發給了村平易近。選舉期間我也為劉述戎草擬了3篇競選稿，在村平易近小組組長選舉的前兩天我還參加了一次“mobile_phone”會議（即通過mobile_phone連接會場）。“洋芋黨”的另一戰略是動員村里的白叟盡能夠本身出來投票。小村過往的習慣是每家來一個人代表全家投票。在拆遷期間，出現的問題是統一家內白叟與後代的訴求分歧，代表全家投票的年輕人往往違背白叟意愿，將票投給支撐拆遷的小皮等人。2013年的選舉中，“橋頭上”會議屢次提示村中白叟“只需是能動的”，必定要出來本身投票。
32小村的“聯防隊”在2013年的選舉中成為一股暴力威脅氣力。這個聯防隊有十余人，成立于2010年9月。聯防隊的支出來自村內商戶繳納的衛生費和攤位費，據預算每月支出約八萬元。聯防隊從成立以來沒有向村平易近小組上交過支出，捏詞是村平易近小組沒有發工資給他們。依附每年近一百萬元的支出，聯防隊變成了村里的一股灰色勢力。在2013年選舉中，聯防隊站在原村委會和村平易近小組一邊。在最後的村平易近代表選舉中，選委會采用分歧法式的“游動票箱”選舉，即在聯防隊保駕下，拎著票箱到村平易近家門口投票。結果惹起村平易近與聯防隊的沖突，并有一個村平易近被打傷。由于處所報紙報道了此事，游動票箱選舉被宣布無效。改成固定票箱投票后，聯防隊員采取集體在場威脅的方法。在眼看村平易近代表選舉將出現分歧本身意愿的結果時，聯防組長將手伸進票箱取出票來檢查，然后將票箱撕毀。當時在場的街道辦領導和維持治安的差人都不上來干預。在村平易近小組組長選舉那一天，聯防隊揚言假如原村平易近小組組長選不上就要撕票箱。那一天“橋頭上”的對策是動員投票的村平易近在投票以后不要離開現場，要觀看計票到結束。
33小村選舉之前一個月（4月份）原村委會班子已經開始宴請所屬3個小組的村平易近。這些宴請多通過各種緣由，甚至以“老同學”為由請客。原村委會和村平易近小組組長方面的金錢投進比擬周邊村莊來說不算最多。據說參與選舉的原村干部每人出8萬元進股。“進股”者事前議定，假如此中有誰落選，其他統一派的當選者，湊錢賠付落選者的投資。村平易近小組組長選舉那天凌晨，前村委會主任馬建打電話告訴我：他是要支撐劉述戎的，可是已經了解原村平易近小組組長連夜通過聯防隊向一些村平易近發錢，每一票的金額不小（年夜約1000元）。馬建當時說，明天的選舉結果很難料。
34選舉使小村年夜部門村平易近與其他兩個村的訴求差別成為一道清楚的界線。村委會預選那一天，小村村平易近中有人還以惡言，如“流落狗”等譏諷其他兩村村平易近，這使其他兩村人很不滿意。這也是他們完整站在原村委會一邊的緣由之一。
35如“小組”一些開支報賬都被社區會計遲延，甚至不辦。
36《年夜拆年夜建時代的遺產——護村隊的灰與黑》，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b5040101i24d.html，2015年7月16日訪問。
37綜管隊的領頭是一個外埠來的復員軍人。此人自稱認識黑道，自從新村建成績在村里租房開客店。劉述戎對他們是通過村平易近年夜會、村平易近小組和合約進行治理。劉在綜管隊中參進本村10人，本村人中有一人為副隊長。劉自任隊長，并請求綜管隊的支出與治理收費分開。在財務上（包含收費）等由村平易近小組報賬員收取，并開具統一收據。別的就是發動村平易近對綜管隊監督，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可以隨時舉報。但綜管隊不久以后也被發現任務和治理都不規范，依然有私留收費不上交，用暴力威脅人等問題。2014年9月，劉述戎解除了一部門綜管隊隊員的合同。
38劉述戎2013年—2016年任期內實現出入均衡。其後任因財務虧空而將村內的一些零碎地盤和新村內的公共廁所長租給本身的“我家人”或政治盟友。劉述戎上任后試圖將這些地盤發出，并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私占廁所問題。2014年法院認定一間公共廁所的私占和改建為違法，但據劉述戎稱村委會不蓋章，所以強制執行沒有發生。在2016年的換屆選舉中，劉述戎再次當選村平易近小組組長，競爭對手依然是前村平易近小組組長劉明。此次選舉成為對劉述戎當政三年的信賴投票，結果是劉述戎得票906張，超過2013年。
39杜贊奇認為，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國家與農平易近的關系可以歸納綜合為：隨著現代國家構建（making of state）“傳統文明權力網絡”逐漸被侵壞。參見P.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
40見于堅、朱曉陽：《故鄉》（紀錄片），2011年。
412016年3月訪問小村時，我與正在那里監督換屆選舉的區組織部部長對此方面進行過交談。部長談到黨組織在鄉村的狀況時，表現與本文的發現雷同的觀感，部長認為這共享空間種現象較廣泛，且情況嚴重。究其緣由，他與我的發現類似。部長舉出一個最極真個例子，在離小村不遠的處所，一個村有27名黨員，此中有24人來自統一“家”。不了解部長的“家”的概念能否與本文的“我家人”一樣。
42從20世紀90年月初以來，村委會主任一職的變動性比黨支部年夜，普通某個人都只能當一至兩屆。這與有資格成為村平易近委員會成員的人包含絕年夜多數村平易近（年夜的村莊有數千人），換屆選舉的變數較年夜有關。在小村某一家庭占據村委會主任一職的情況只要老皮及其兒子。老皮在2004年因為“10•11事務”（昆洛路事務）勝利當選村委會主任，2007年連任。2010年，其子接替老皮當選為村委會主任（見朱曉陽：《地志與家園：小村故事（2003—2009）》，第三章，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附記：2013大哥皮的兒子再次當選，2016年換屆選舉中，小皮落選。當任村黨總支書記張生平易近當選為村委會主任，構成街道和區當局所樂見的“黨政一肩挑”局勢。張得票（一千余張）僅比小皮多五十余張。
43在2013年的村“兩委”換屆選舉中，張生平易近代替鄭梁成為村黨總支書記。張從2010年離任以后，在街道辦拆遷指揮部依然承擔一些任務。
44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懲罰（1931—1997）》，第二章。
45傳統人類學往往會將家庭和親屬關系視為非國家的社會的基礎，或許將現代國家視為與傳統家庭和親屬關系等血緣為基礎的社會之間的斷裂。法國人類學家郭德烈（Maurice Godelier）對這種人類學的“真諦”給予否認。他認為“國家不僅出現在以次序、階級或種姓進行劃分的社會，還出現在由各種部落和族群構成的帝國”，參見莫里斯•郭德烈：《人類社會的基礎——人類學的重構》，董芃芃等小樹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53頁。歷史人類學研討領域現在較多人認為中國的“宗族社會”（如以家廟興建為標識）是16世紀開始的一場“處所社會與王朝共謀，把宗族作為樹立社會次序的基礎”。這種基于東南中國的歷史研討將“宗族社會”視為比來幾百年的新創造，認為“宗族社會對于王朝國家，對于處所社會，都是個便利的建構”。（見科年夜衛：《天子和祖先：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卜永堅譯，南京：江蘇國民出書社2010年版，第13頁）
46關于傳統精英在小村的意義和感化，見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懲罰（1931—1997）》，第三、六章。
47國內一些學者留意到基層管理中斷問題和“混混當道”，但他們多半將這些現象歸結為國家管理權力衰化、“懸浮”等緣由。小村案例則顯示灰黑勢力借助國家強勢侵進農平易近社區和社區抵禦的機會突起。
48用勒菲弗的話說，這些觀點更多從“主觀”（subjective）方面來考慮問題。當下“國學熱”中，討論傳統文明存廢者也多從“主觀”或觀念角度論述。這些論述會將“村社配合體”視為儒家主張的“霸道”的基礎，但卻少有人留意“村社配合體”的空間實在性。論者普通留意到政治的改朝換代和國家搜索，但經常將村社層次的狀況略過。實際上一個常識是幾千年（至多從周）以來，村社及其所依附的生計和生產技術基礎不變。20世紀集體化時代村的生計和耕耘技術（除大批機械和化肥農藥應用外）與漢代的鄉村差未幾。這樣一種生境的延續供給了村社配合體存在的條件。關于漢代農業的狀況，可參見許倬云：《漢代農業：晚期中國農業經濟的構成》，南京：江蘇國民出書社1998年版。與此類似，當代研討中國傳統國家與農平易近關系，普通都會贊成“皇權不下縣”的說法，普通認為國家政權的下滲是從清末開始，但少有人從空間的角度對例如王朝時代縣以下行政區組織、人員和網絡進行研討。比來胡恒關于清代縣轄政區的研討從歷史地輿學角度進行，得出的結論與“皇權不下縣”的凡是說法年夜相徑庭（見胡恒：《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管理》，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總而言之，無論是認為傳統文明廢棄，還是持傳統始終頑強地活著，都需求從空間實在的角度進行細致測繪（mapping）。這方面科年夜衛的歷史人類學研討供給了一個樣本。科年夜衛認為：“社會史研討假如要有說服力（make sense），就必須結合地輿。所謂地輿，不是坐在椅子上觀看地形圖，而是要清楚當地人若何把這些地形懂得為他們生涯的地區或地區的一部門”。（參見科年夜衛：《天子和祖先：華南的國家與宗族》，第431頁）
49歷史學家，如孔飛力也沒有留意到天然村-地勢對于鄉紳-中農的黑暗滋養。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來源》（陳兼、陳之宏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版）一書的第三章（第101—102頁），很是有洞見地將統購統銷、集體化等新社會的政治-社會變遷與帝制早期的“舊議程”相聯系，認為“就其深層結構而言，舊議程會在新的環境下幾回再三表現出來”。但孔飛力依然對社會主義新政權消滅傳統精英的才能過高估計了。他說：“在實行了新軌制的農村地區，有用的處所精英氣力早已不復存在。”
50這是毛澤東所稱之的“農業八字憲法”——土（深耕、改進泥土、泥土普查和地盤規劃）；肥（公道施肥）；講座場地水（興修水利和公道用水）；種（培養和推廣良種）；密（公道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治理）；工（東西改造）。
51朱曉陽：《小村故事：罪過與懲罰（1931—1997）》，第三、六章。
5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心編譯局譯，北京：國民出書社1997年版，第30—31頁。
53少數破例是如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該書作者的研討始于20世紀70年月，此后對陳村的研討一向追蹤持續到比來幾年。見Anita Chan，et al.，：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54另見朱曉陽：《地勢、平易近族志和〈本體論轉向〉的人類學》，載《思惟戰線》2015年第5期，第1—10頁。
55這里關于地勢本體論的見解與勒菲弗的空間論有類似之處。他很是深入地洞見“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同時也是政治斗爭的焦點。在勒菲弗看來，空間的生產是“總體事實”，是幾乎可以代替一切的。從筆者角度看，地勢亦然。緣由是普通人不僅會順勢而行，並且從觀念上也對已成之局勢加以接收。這就使勒菲弗的“空間”或地勢不不難逆轉。勒菲弗提出“差異的權利”（right to difference）與本章討論的地勢政治異曲同工（參見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Wiley-Blackwell，1991）；勒菲弗：《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國民出書社2008年版。
56由此可見，當下解決基層管理的路徑是給予基層社會充足的自治和自決的空間。有了這種地勢，再輔以法治和為政旨在保一方安然的行政，處所鄉紳會涌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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